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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葬作行参与监督官民丧葬,还与御史台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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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凶肆的变化既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与其它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首先,凶肆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发展。隋唐大一统的国家建立后,不但长安、洛阳两京得以另址重建,各地区的主要城市也都得到发展。长安、洛阳两京的规划,都是在居民区设立规划整齐的坊,外郭城内有专门的市,商人集中于市内经营。

长安

唐代继承了北魏洛阳城的传统,将凶肆集中设置在几个区域,纳入专门的坊内,如长安城的丰邑坊和西市使凶肆成为唐代城市中一个特殊的聚落和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虽然在城市中任官和居住但仍然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乡村为根据地。城市虽然是政治、经济中心,但乡村的地位仍然重要,是士族生活心所在。隋唐时期改变了这种局面。

长安城的丰邑坊

“隋氏罢中正,选举不本乡曲,故里无豪族,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由于国家权力的伸张,士族纷纷走出乡村,向城市,乡里社会对于迁徙到城市的士族来说已经不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重要。毛汉生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碑志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唐代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迁移,指出大士族著房著支迁移的目标是两京一带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投身于官僚层韩昇先生则步指出,除了天下名门,作为地方领袖的世家大族也出现了向城市迁徙的趋势。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目标不但有京城,还有地方的中心城市。不但官僚士族向城市迁移,平民和工商业者也积极在城市中寻找机会。城市规大,需要相应的商业、服务业的扩张,以维持其日常运转,这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迅唐长安城繁盛时居民达百万左右,这些人口主要居住在外郭城的坊市区他了乡村,完全依靠城市生活,一旦有丧事,必然无法像在乡村社会那样可以得到乡帮助,而只能依靠社会化的服务。

官僚士族 绘图

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给丧葬业提的市场,凶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凶肆的发展与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有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隋唐时商业中出现了“行”。“行”是工商业者结成的行业组织,学者们一般将其视为行会行的出现有利于同行业经营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维护本行成员的利益。

龙门石窟

行各有行头,负责配合官府工作,检查行业内不法行为,处理日常事务,组织行内的活动洛阳龙门石窟群残存有“北市綵帛行净土堂”、“北市丝行像龛”、“北市香行社造像龛”个商业窟,其中北市香行社造像龛内的题记为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所刻,是现今所知较早的行会资料。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有大量的唐代行会资料,据张泽咸生统计,纺织业有綵帛行、大绢行、小彩行、小绢行、丝绵行、绢行、幞头行,另有米行(白行、大米行、梗米行)、生铁行、炭行、磨行、肉行、油行、行、果子行、靴行、椒笋行、杂行、染行、布行等等。诸行年代大多在玄宗天宝至德宗贞元时。

云居寺

张泽咸先生还根据《周注疏》中贾公彦的疏文推断出,诸行设行头、行首的做法至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已存在丧葬业的行业组织,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唐武宗时期的供作行供造行,其出现时间于其他行,分工也没有其他行细致,未见根据具体的丧葬用品再细分的情况。总体来看丧葬业中行的出现,和唐代工商业及行业组织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供作行和葬作行责任协助官府监督丧葬制度的执行,与其他行配合官府的功能也是相同的。此外,五代时期的葬作行参与监督官民丧葬,还与御史台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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