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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的伟大先驱——元代航海家汪大渊

在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我国古代在航海业和造船技术上长期处于发达地位,也涌现出了许多位杰出的航海家。他们不仅开辟了新的航路,也成为了我国古代与其他国家间沟通交往,发展友谊的重要桥梁,实属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段段佳话。尽管由于年代久远和古代观念等原因,许多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并非为大众所熟知,汪大渊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汪大渊这位“东方的马可波罗”不愧为我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航海经历对当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生平概述

汪大渊,字焕章,隆兴人,即现江西南昌市人,元末中国航海家,父母期望成才,故用《论语》中的“焕乎其有文章”焕章为字。其生平不详,元代张翥在为他《岛夷志略》作序言“西江汪郡焕章,当冠年,尝两附东西洋”,吴鉴序言“唯豫章汪君焕章,少负其气”,后人据此推断汪大渊出生地、出生时间、出海年龄。学界比较认同的是出生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因古代男子是二十而冠,但也多为虚岁,或许他是19岁就出海。《辞海》(2009年版)放宽到更早1308年的可能。

汪大渊幼年居住的青云谱区施尧村一带是古代造船业基地、水上交通的良港和货运集散地,地理位置优越。自晋以来,这里造船及配套行业较为发达,是古代中国内陆造船基地之一,更是江西洪州造船基地所在。生活在这种航运兴盛的繁华之地,耳濡目染之下汪大渊早早就萌生了出海的愿望。

汪大渊时代的泉州港

至顺元年(1330)他第一次出海,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他一共航海过2次。其晚年无任何记载可询,学界有返乡说、定居泉州说、再次出海遇难说等。

从相关记载来看,汪大渊航海范围包括现在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马尔代夫、斯里南卡、马来西亚、东帝汶、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最远至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到过尚存在争议的有摩洛哥、澳大利亚;根据航海路线推定应该到过,但需要论证的国家有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也门、吉布提。

汪大渊一生两次航海,游历世界,回国后,把游历情况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岛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西文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1979年出版的《辞海》记述“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远,汪氏当居前列。”

筚路蓝缕

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的特点是列举出所到各地的土产和贸易货物,故多认为汪大渊本人是一名华商。而汪大渊的两次出海,也正是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而行。

当时的泉州港异常繁华,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记载,泉州与爪哇的杜板(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宋濂的《元史·异域志》也记录:“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爪哇国。”元朝释宗泐《金室外集》(四库全书本)卷4记载泉州商人:“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在泉州进行海外贸易的粤人及漳泉人,为数众多。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代泉州港

汪大渊在“古里地闷”地区(即东帝汶岛),曾遇到过来此贸易的一百多名中国商人。他们“高帆健舻,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每当船只靠岸休息或进行贸易活动时,中国船工都必抽时间查看船况。大型远洋船虽由上乘木料做成,但仍需船工频繁检看船体,维修和更换设备部件如帆、桨和舵等,船只靠岸则要仔细查看和修补内外船体,及时发现问题,更换部分船木。查勘和修补船上设备,是当时中国远洋船工的一项日常工作。这些中国商人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东帝汶后,“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舶。”但他们“不惧也。趋利之多,自昔为然”,不畏海上艰险驾船回到了中国泉州,这些记述充分体现了我国航海先驱们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是中国远洋者们永远的骄傲。

海上航行充满了艰险,而这也对航海者们的专业素养提出了考验。汪大渊为我们描述了他的船队在航海路途上的船只保养:每到一地,船首率船工抽空察看船况。海船的动力主要靠海风吹送与人力划桨。对船帆的检查,是船首负责的一项主要内容。远洋航海,不可能不运用风帆,船首认真检查桅杆的质地与船体连接部件间的牢固性、绳索的绑扎程度、帆篷是否安置牢固,以经得起海风的侵袭。遇到大港停泊或穿越险滩,还要对船只进行检查和修补:第一检勘船体外壳,发现挤压变形处、船板断折处与裂隙,一一记下,然后进行维修与补救等修复工作;第二验查船的结构是否有问题,船工仔细察看船底舱内部结构,高度重视发现的松动与漏缝处,及时加固了船内结构;第三检视货舱是否有渗漏处,发现后船工取出桐油、麻丝和石灰等捻料,对开裂的捻缝一一进行填缝处理。

汪大渊还对指南针的维护和使用颇有心得,他曾与船工一起检测过指南针罗盘的精确程度,以确保船只航向与罗盘一致,并指出:“湾居绿屿之下……舶之时月迟延,兼以潮汐,南北人莫能测,舶洄漩于其中,则一月莫能出。昔有度元之泊,流寓在其中二十余日,失风,针迷舵折,舶遂搁浅。人船货物,俱各漂荡”。

以上种种,充分表明了我国古代造船航海技术的先进水平,和劳动人民勤劳勇敢,不畏险阻的伟大精神。

遍历南洋

汪大渊最主要的航海经历是在南洋地区。他在其《岛夷志略》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南洋各地的地理位置、气候、农作、风俗、服饰、饮食、物产、贸易等等,成为研究古东南亚地区的宝贵资料。

通过汪大渊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南洋各地在当时的情况,比如说:

爪哇:他记述爪哇是一个东洋强国,“系古闍婆国。门遮把逸山系官场所居”。那里“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农业发展:“其田膏沃,地平衍,谷米富饶,倍于他国。”还记载了爪哇货币以及出产土特产品情况:“俗以银、锡、铜杂铸如螺甲大,名为银钱,以权铜钱使用。地产青盐,系晒成。胡椒每岁万斤。极细坚耐色印布、绵羊、鹦鹉之类。药物皆自他国来也。”尤为有趣的是他还描述了元朝征伐爪哇及善后治理的事件:“大德年间,亦黑迷失、平章史弼、高兴曾往其地。令臣属纳税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守常刑,重盐法,使铜钱。”

元代的我国南方、东南亚、南亚(图/B站 布哈林)

三佛齐:“自龙牙门去五昼夜至其国”。那里“人多姓蒲”,好战雄强:“习水陆战,官兵服药,刀兵不能伤,以此雄诸国。”“其地人烟稠密,田土沃美。气候暖,春夏常雨”。那里与爪哇同样风俗淳朴,生活安定:“俗淳,男女椎髻,穿青绵布短衫,系东冲布。喜洁净,故于水上架屋。采蚌蛤为鲊,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最后还附加了一个传说:“旧传其国地忽穴出牛数万,人取食之,后用竹木塞之,乃绝。”

旧港:“自淡港入彭家门,民以竹代舟。道多砖塔。”那里农业发展:“田利倍于他壤,云一季种谷,三年生金,言其谷变而为金也。后西洋人闻其田美,每造舟来取田内之土骨,以归彼田为之脉而种谷。旧港之田金不复生,亦怪事也。”气候、民俗与爪哇、三佛齐雷同:“气候稍热。男女椎髻,以白布为捎。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土产较多:“黄熟香头、金颜香,木棉花冠于诸蕃。黄蜡、粗降真、绝高鹤顶、中等沈速”。所用贸易商品繁多:“用门邦丸珠、四色烧珠、麒麟粒、处瓷、铜鼎、五色布、大小水埕瓮之属。”

除此以外,汪大渊对于交趾、占城、琉球、真腊、暹罗等南洋各地,也都做出了真实可靠的描述。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元朝时期与东南亚地区的密切交往和悠久友谊。

两游南亚

汪大渊的考察重点虽然在东南亚,但是对于南亚地区也是着墨颇多。

《岛夷志略》叙述南亚地区国家的专条有朋加刺(今孟加拉)、金塔(今马德拉斯附近的钦格尔普特)、沙里八丹(今印度南部纳加帕蒂南)、土塔(今纳加带南西北一带)、马八儿屿(今潘班岛或包括其东稍南之马纳尔岛)等等二十六条,仅简略提及而未列专条的,尚有五岭、加将门、拔忽、里达那等等数十条。这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遍布于南亚各地,可见汪大渊的足迹踏遍了南洋各个港口。大致来说,汪大渊两次进出南洋的路线是:

一:“马六甲海峡一尼科巴群岛一斯里兰卡一马尔代夫一奎隆一柯钦一科泽科德一果阿一盂买一印度西北部一巴基斯坦一波斯地区,然后沿原路返回南海。

二:尖喷一(横跨马来半岛)一克拉地峡一麻力温一丹老一莫塔马湾一孟加拉一马德拉斯一斯里兰卡一印度南端一奎隆一波斯地区。

波斯地区一巴基斯坦一卡奇湾一孟买一科泽科德一(横跨印度半岛)一纳加帕蒂南一斯里兰卡一尼科巴群岛一凌加卫岛一(横跨马来半岛)一宋卡。

海上丝绸之路

汪大渊详细叙述了南亚的丰富物产。记载了素享盛名的印度纺织品,如朋加刺的芯布、高你布、兜罗锦、沙里八丹的八丹布、马八儿屿的细布、放拜的绝细布、巴南巴西、大八丹、土塔的绵布(棉布)、须文那的丝布、金塔的大布手巾、上塔的花布大手巾、北溜的大手巾布。他比较了印度半岛各地胡椒的产量,下里“冠放各番,不可胜计……他番之有胡椒,皆此国流波之余也。“这类记述在他之前,并不多见。

汪氏在孟买经济区地理状况的记述也很有价值。孟买为七个岛屿组成,据说在欧洲人东来时,才联成在一起。但不知何时起己有桥相通。汪氏说,放拜“居巴隘乱石之间,渡桥出入”。即在他到来前,大陆与孟买岛间已架有桥。这可能是中国史籍中关于孟买桥的最早记载之一。他使我们了介到十四世纪初孟买已是彼此间联系密切的岛区。

最珍贵的记载,在于汪大渊补充正史之不足,提供了不少我国与南亚交往的资料:土塔(今纳加帕蒂南)“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上砖瞥塔,高丈数。汉字书云:`成淳三年(1267)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皎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这很可能代表了南宋朝廷曾经出使访问当地政权;他还提到中国曾派遣使者到斯里兰卡迎接佛钵,僧加刺寺殿“佛前有一钵孟,非玉非铜非铁,色紫而润敲之有玻璃声,故国初凡三遣使以取之。”这是中国和斯里兰卡关系史上的重要史料。

深远启示

汪大渊尽管生前声名不著,但是他的航海经历实属当代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指明灯,具有跨越时代的指导意义。

从《岛夷志略》中我们会发现,想要保证经济交流的顺畅性和高效性,首先要形成与其他国家政府或者商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将与自己有共同利益倾向者划归至自我一方,在互助基础上实现互惠。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帮助汪大渊实现了自己商队的利益获取,还为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发展方向和灵感,启示意义十足。

汪大渊像

汪大渊的经历启示我们,想要实现“海上关系”的长足性发展,我们就要适时借助汪大渊商队的成功经验,积极寻求海洋伙伴,使得商队发展壮大,做好航道建设、安全建设、海洋经济、人文合作等一系列工作,实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在汪大渊游记中,就明确记录了古代货币流通情状,使得中国开始被世界认识,也为后来的马可波罗来华奠定了基础,这对今天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向意义。因此,在合作桥梁搭建结束之后,政府还应该努力探索货币升值之路,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人民币“走出去”。

总而言之,汪大渊出身布衣,却在海外贸易上建立了大功绩,是一位声名不著却功绩匪浅的英雄人物。他的航海不是政府之举,而是民间自发探索海洋奥秘的壮举,所以他的航海行为也就更令后人可敬可叹。他航海之途遍及亚非沿海各地,在他之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这足以证明,汪大渊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位巨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先驱。

文章来源:四不像特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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